巴克莱中国处重大改革前夕最快2014年有突破

巴克莱：中国处重大改革前夕 最快2014年有突破

巴克莱5月13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近日引发人们关注，巴克莱称中国处于重大改革前夕，最快2014年有大突破，其中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快。

巴克莱5月13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近日引发人们关注，巴克莱称中国处于重大改革前夕，最快2014年有大突破，其中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快。　　巴克莱报告表示，目前中国已有7个独立的工作小组正在起草改革方案，涵盖金融部门、财政制度、土地使用权、生产要素价格、简化审批程序、收入不均与户籍制度。具体包括：2015年资本账户基本可兑换、2020年完全自由兑换、存款利率最高可上浮20%，人民币交易区间利率增加100BP弹性。并意味深长的提出，一些分析家夸大了所谓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仅仅是一次结构性改革。　　巴克莱中国经济研究常健表示，政府可能把2015年之前实现资本账户基本可兑换以及2020年之前实现完全可兑换作为目标，此举意味着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快。明年财政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降低整体税负，控制地方政府借贷以及推出服务增值税和房产税 .　　考虑到针对每种问题的争论，有关改革方案的细节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可能会在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呈交审议并通过。　　巴克莱表示，对于此次改革的影响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1)土地收益归农民，成就大消费故事；　　(2)要素价格放开、经营成本剧升、国际资本流动加剧；　　(3)基础利率市场化，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4)资本市场版图重画，一切过去都成往事。　　(5)没有效率、亏损国企日子将很难过，效率较高的民企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　　人民币升值加速 金融改革与外贸转型更加迫切　　自今年1月份创下单月历史最大顺差926亿美元以来，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便一直处于高位。截至今年4月份，银行代客结售汇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顺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银行结汇1400亿美元，售汇1132亿美元，结售汇顺差268亿美元。　　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数据一直处于高位，市场认为“理所应当”，因为其与人民币汇率、外汇占款有较强的相关性。近期国际外汇市场风云变幻，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大幅贬值，唯有人民币一枝独秀，升势迅猛。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1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1997，较前一交易日大幅反弹99个基点。自2月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出现明显升值，年初至今升值幅度达1%，已接近2012年全年升值幅度。　　在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竞相货币宽松的国际背景下，人民币似乎成了投资洼地，对主要货币表现强势。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近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主要原因在于远期人民币贬值预期消失，凸显中外利差带来的套利空间。而中国经济增长企稳回升，导致中国的风险溢价下降，是人民币贬值预期消失的主要原因。无风险套利空间导致的资本流入，是本轮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推手。而近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持续单边升值，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热钱借道流入助推人民币升值，继而又引致热钱借道流入”这一适应性预期。　　国际清算银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15.24，环比上涨0.88%，不仅连续7个月升值，更是创下了历史峰值。与此同时，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也创下新高，为111.18，较上月升值0.86%，连续4个月升值。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表示，美国、英国、日本和欧元区央行近年来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要警惕这些政策带来的全球资本流动加剧等风险。然而，任何一种消费理念的变革和推动都有一段漫长的适应过程。三年来，消费金融公司在质疑之声中进行着积极探索。“特色化”的业务模式是北银消费金融公司坚持的生存根基。为此，该公司坚持立足首都，以提升中低收入百姓消费能力为己任，依托创新的产品和多元的渠道，为百姓提供全方位的消费金融服务。比如，公司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开发上线了Mini循环消费贷款，这在国内是首创；贷款突破1亿元历时14个月，突破2亿元历时5个月，突破3亿元仅用了1个月，突破30亿元指日可待，业务发展呈现“加速度”。在创新业务产品体系方面，北银消费金融公司紧贴市场特点和客户需求，成功推出用于购买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家具等各类耐用消费品的“轻松付”，用于支付个人及家庭旅游、婚庆、教育、装修等各类消费的“轻松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的“应急贷”，助力应届毕业生轻松就业的“助业贷”，以及全国首创以卡片为载体、提领现金、循环额度的“Mini循环消费贷”，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不同的业务专案。此外，北银消费金融公司强化合作渠道建设，业务合作机构现已突破150家，合作POS点达到500余个，其中2012年新增477个；并逐步形成教育培训类贷款渠道体系、手机通讯类贷款渠道体系、白色家电类贷款渠道体系、装修装饰类贷款渠道体系和婚庆婴幼类贷款渠道体系等。　　2012年，北银消费金融公司将消费金融服务的触角伸向金融服务不充分的京郊农村市场，积极主动做好、做活“小农户、大市场”文章，在北京市商务委支持下联手大中电器，在大兴区长子营镇李堡村举行“消费金融服务下乡进村”活动，并成功推出国内首款针对农民客户的无担保、无抵押、利率优惠的信用消费贷款———“惠农贷”，向京郊农民提供“保姆式”的消费金融服务，主动送消费贷款到农民手中，使消费金融服务触角延伸到乡村，贴近到农户。　　此外，北银消费金融公司还认识到培育信用环境对于深化业务推广的重要性。为此，公司积极承担起征信知识、消费金融宣传普及责任，在帮助更多人享受便捷的消费金融服务的同时，精心培育信用环境。　　我国消费金融公司目前只有三年实践，四家试点公司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并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可兹借鉴和推广，如何建立科学持续的发展模式值得业内深思。在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方面，北银消费金融公司表示，应在积极推进产品研发、渠道建设和网络完善的同时，创新开展风险管理、信息科技等方面工作。下一步，公司将继续紧随时代脉搏，紧贴经济热点，紧依百姓生活，以满足市民消费需求、促进首都消费增长为努力方向，抢抓发展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围绕公司治理结构、业务发展模式、风险管理体系、运营管理体系、科技支撑系统、企业文化品牌等六个方面，全面提升经营能力，不断推动消费金融业务试点走向深入。（金融时报）

叶檀：经济结构持续恶化 不改革将没有出路　　宏观经济数据增长乏力，结构持续恶化。　　受到业界热捧的克强指数显示，今年以来克强指数持续下滑，前2个月克强指数为6.12，较去年12月的7.77有所下滑，而3月份则直接降至4.41,4月份反弹到5.17。克强指数受到追捧，主要是因为其真实性，纳入克强指数的工业用电量、中长期信贷余额与铁路货运量无法造假，已经发布的克强指数显示对经济有较准确的前瞻性。　　结构恶化反映在，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市场大幅上升，而总体经济依然疲弱，说明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投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9131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6%，增速比1~3月回落0.3个百分点。从环比看，4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63%。笔者所到之处，几乎处处新城，大项目层出不穷，疯狂到了削山、填海、平坟、迁行政中心的地步。　　按照5月14日 《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2年9月5日和2012年11月26日，国家发改委先后两次集中批准了全国约24个城市的27个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项目。经初步统计，已公布基本投资情况的项目共需资金8000多亿元，地方财政负担的资本金在25%~50%不等，资本金以外的大约4000多亿元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解决。大量或明或暗的隐性负债难以避免。　　不仅基建项目，房地产投资也在大幅蹿升。一线城市地王频现，百城房价连续11个月上涨，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提升至23.1%，新增房地产贷款高达7103亿元，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占同期各项新增贷款的27%。考虑到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的叠加，可以显示，中国近两年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投资高峰期。　　从电网项目到重化工项目，从新城到轨交，我国的经济不仅没有摆脱投资依赖症，反而越来越依赖投资、依赖房地产了。　　结构恶化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生产效率下降货币空转，大量的负债没有换来有效率的资产，我国的负债结构在恶化。　　我国4月新增贷款为7929亿元，社会融资总量达到17.75万亿元，M2的增速更是达到16.1%，处于两年来的最高位。根据央行提供的数据，今年1到3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共79104亿元，总体而言，远远高于去年的水平，去年同期仅48526亿元，为今年的61%。　　社会融资总量上升，流动性泛滥，实体经济增长却不尽如人意。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完成99074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787吨，同比下降0.8%左右。3、4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9%与9.3%，增速低于去年，也低于市场预期。考虑到周期性与资源性大型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一不如人意的数据还没有反映最糟糕的情况。　　大量资金有可能的去向是，由于债务纠结许多资金拆新还旧，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房地产、黄金等市场，甚至转移到海外投资。这一现象背后真正可怕的是，大部分资金不愿意进入产能过剩、消费难有起色的实体经济，而中国的债务泡沫主要依靠社会融资的高息拆新还旧得到缓解。　　经济效率下降、产能过剩无法消除、大拆大建成为主流发展模式，我们已经偏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依靠市场内生动力、提高效率、提高民生福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不改不行的关键时刻。　　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简政放权、发挥市场作用，成为改革的当务之急。简政放权的核心是拆除任何阻挠中国企业、个人经济发展的弹簧门与玻璃门，政府该放的要放，要让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发挥活力，政府该管的要管，则是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建设讲信用的法治政府，为全社会建立信用溢价开一个好头。　　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传统的投资模式走到了债务爆发的临界点，传统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经济效率越来越低，没有创新，没有市场，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全面转型。（每日经济新闻）

姚洋：最迫切的改革是减少审批开放市场　　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7%，一些人对今年能否“保8”表示担忧。总体而言，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有信心，一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欧洲的问题局限在南欧，二是一季度的低增长可能有季节性的因素。光从国内来看，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前景也仍然保持乐观，原因有下面几个。第一，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单就经济收敛本身而言就应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62年和1983年达到我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十年两国分别保持9.7%和9%的年均增长率。第二，我国经济的基本面非常好。基础设施一流；教育水平稳步提高，以人均收入为标准，大学入学率比日本提前十年；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将很快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我国是大国，产业从沿海向内陆的转移将让我国维持较长时间的增长。第四，本届政府已经公布了新的改革措施，如城市化、金融体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将进一步释放生产力。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虽然已超过50%，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还是相对落后。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而城市化率却只有50%左右，相比国际上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水平，仍然有较大差距。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跟户籍制度有关。中央文件一般不用“城市化”，而用“城镇化”，意味着要避免大城市化。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城市化道路。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走小城镇化的道路，它基本上成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官方说法。　　我国在进行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将面临一些挑战，第一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冲突。第二是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据估算，现在每个农民市民化只需要八万元，但随着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后将会越来越高。第三是住房问题，廉租房不应该都由政府做。如果都由政府来做，结果可能变成立体贫民窟。最好的办法是开发商申请到一块地后，把其中的一部分用做廉租房。第四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有很多地区都在实行土地股份制，只要将这一土地制度固定下来，落实到每一个人，这也是土地资本化的过程。第五是要建立全国性的耕地指标交易市场。第六是教育问题。2.4亿进城农民工80%90%的教育水平在初中或以下。到2020-2030年间，他们仍然是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　　我认为，即使没有改革，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比较高，但是改革将提高增长的质量。最迫切的改革是减少审批、开放市场。审批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会让我们每一个都很累，而且失去生活的尊严。比如，我上个星期五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办去香港的签注，看着狭小的大厅里蜿蜒等待的队伍，每个人都会感觉尊严的丧失。我早就说过，我们的前置审批是为了防范一个坏蛋进入市场而把所有100只鸡蛋都仔细地检查一遍，这样做真的不值得。　　前不久，国资委提出，央企必须承担保增长的重大责任。实际上，整个国有部门对GDP的贡献只有三分之一，除了央企，地方国企也有贡献，然央企承担保增长的任务，即使央企能做到，贡献也是有限的。国企总数只有1.2万家，但国企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也许我们应该更关注如何发展私人部门，而不是如何缩减国有部门。事实上，国企背后的问题是政府的职责问题。国企、特别是金融性国企，是政府控制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要改变国企，必须从源头上解决政府对经济过度参与问题。（时代周报）

管清友：中国改革的新经济学范式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在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说，“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包括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遏制腐败；保护环境；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尽管与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不同，傅高义教授所列举这几点挑战，至今仍然排列在中国决策者目标函数的前几位。　　按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从先秦以来中国历史的长周期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 “历史三峡”之中；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的变迁来看，当下中国正处于迈向国家制度建设时代的门槛之上。时势造英雄，天降大任于斯人。改革，是进行时，而非过去时。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改善、公民社会的建设还是技术创新的激励，改革的目标应该建设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现代国家哲学和制度的建设和创立。　　由此可见，中国的挑战，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不在短期，而在长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但是，经济学家早已做过预警：增长未必带来发展。今天的中国，人们对于腐败、环保、自由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的内外环境不同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撬动存量，改善分配，优化制度，那么长期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挑战将吞噬之前三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乃至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权贵资本主义泥沼。社会管理的改善，公民社会的建立，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做的大事。跛脚的经济发展不仅不利于经济本身，也会让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风险不断积聚。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更为关注社会问题，原因就在于此。中国的发展问题是太过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仅仅交给经济学家。　　中国的改革，仍需要渐进式地逐步推进，但需要给予民众信心。设立清晰的目标，让民众参与之，汲取民间智慧；公布时间表，让民众期待之，获得广泛支持；明确一揽子改革方案，让民众认同之，争取时间和空间。国情复杂，不允许我们使用“休克疗法”。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要明确“摸着石头过河”的对岸是什么。简政放权，稳增长，推转型，促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中长期问题，从频繁的宏观调控转向可预期的宏观管理，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释放民间活力和创造力。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在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今天，我们已没有什么现成的实例可以参照，而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将交出怎样的新答卷，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　　制度重于技术，技术进步促进制度改善。无论是美国的新经济，还是能源(页岩气)革命，都有赖于完善的自由竞争市场体制和彻底的产权保护制度，这是制度重于技术的原因。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是国家放松管制的一个极好的案例。创新需要自由的土壤、竞争的环境和对失败的容忍。移动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它还是一种商业模式、技术形态、基础平台，让市场竞争体制变成了市场竞合体制；它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格局，让不可贸易品变成了可贸易品。技术革命是公平的，它让中国不需要经历“赶超战略”而直接与世界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国家治理的思路和模式，倒逼国家制度建设，以后也将极大推动中国的进步之路。　　每一场经济危机的终结，都离不开经济学信条的革新。终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全球“大萧条”，离不开凯恩斯主义；摆脱“滞胀”，离不开里根经济学；治好“英国病”，也离不开撒切尔主义。同样，中国经济要走出今天的困境，完成转型升级，也必须依靠一种全新的经济学范式。有学人提出了李克强经济学的概念，可能是这种范式的代名词。以笔者的观察，这种全新的经济学范式的核心，不在于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可以概述为放松管制、强化市场、改善供给。　　笔者想强调的是，彻底而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往往都是在当时甚至以后被世人诟病的，因为这类经济政策往往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笔者的一位英国朋友在听我介绍中国经济和改革之后，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做好挨骂的准备了吗？撒切尔夫人当年的私有化改革，面临的政治压力很大，最终还是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岛战争，拯救了撒切尔政府的民望。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决策者为何一直在强调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推动改革了。（中国证券报）

徐洪才：释放改革红利 控制金融热经济冷局面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四月份的宏观经营数据出局，有一个困扰市场数月的现象再度出现，经济与金融数据相背离也就是金融热、经济冷。资金利用率降低，资金空转增多，分析人士指出单靠货币政策难以改变现状，中国需要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如何来解读金融热、经济冷的现象，我们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徐洪才点评。　　目前经济运行，金融热、经济冷的局面有哪些表现？　　徐洪才：金融热它主要表现在前四个月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很快，这和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13%有比较大的差距。第二个就是信贷投放也很大，前四月银行信贷投放大概有3.5万多亿，社会融资规模达到了7.5万亿，照这样速度下去的话，今年一年整个的资金非常宽松了，社会融资规模可能突破20万亿，这是非常惊人的。第三，最近一个时期热钱流入比较多，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上升很快，另外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也很大，资金状况是宽松的，但是相供应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还是偏冷，我们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具体表现首先是一季度我们GDP增长7.7个百分点比去年4季度下滑了0.2个百分点，这有点出乎预料。另外一个从4月份的情况看，制造业的净利润指数是在下降的，PPI也是在下降的，而且下滑有点超预期。　　总体看就是金融热、经济冷，我们钱很多，但是没有流到实体经济，没有冲进制造业这些实体经济的发展，钱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没有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　　金融热、经济冷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徐洪才：首先就是我们实体经济产能严重过剩这个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更加严重了。第二个原因大的经济结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主要还是靠投资驱动，生产的东西形成库存，没有有效需求，卖不掉。第三个就是从微观市场主体看，我们国有企业的这种行政性垄断还很严重，政府行政干预经济还过多，市场的力量不足，民间资本深层发展的空间狭窄。第四个原因金融资源资金配置的效率还比较低，资金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容易得到资金便宜，民间资本、民间企业、小微企业得不到资金，这个不公平。　　如何控制这样的局面？　　徐洪才：从短期看恐怕货币政策还要稳住，要坚定不移的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货币不能再宽松了，按照前四个月这样宽松的力度，那今年一年下来不得了。所以央行要牢牢的把持住货币资金的总闸门，降息的空间基本上是没了。央行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大规模的对冲流动性，特别是热钱流入导致的基础货币的投放。第二个我觉得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发挥作用，更多的是要体现在结构性减税，要促进结构性、小微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消费。从中长期看恐怕还是要通过改革来释放改革的红利，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激活市场的活力，传统的通过投资拉动经济，但是关键是要优化投资的结构，引导资金到民生领域。(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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