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强经济学是有底限的转型

“克强经济学”是“有底限”的转型

“克强经济学”成为近期境内外媒体使用的热词。但对“克强经济学”的内涵解释却“五花八门”。　　有人说“克强经济学”最简洁的内涵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强化市场与改革；还有人从近期国务院的宏观政策取向来总结说，“克强经济学”的内涵是“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有人甚至悲观地解读为“休克式疗法”。　　对此，李克强总理明确地对外回应将采取“有底限”的转型，“调结构”要与“稳增长”相辅相成，要在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物价上涨不超出上限的情况下“稳中有为”，绝对不是“休克疗法”。同时，李克强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作了阐述：“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　　很显然，“克强经济学”的内涵绝不是休克、被动和无为。　　首先，人们眼里的“不刺激”主要是指政府投资和财政政策，看似被动实则是主动调整增长模式，为下一步可持续增长腾出空间。如果新一届政府继续骑在“投资拉动、财政刺激、高速增长”的战车上，既没有空间，也没有出路，只会加速中国经济问题的恶化，现在只能忍痛调整结构，扭转低效的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盘活财政存量，堵上“跑冒滴漏”，用好闲置的财政资金，解决财政预算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改变“突击花钱”的财政低效支出，将公共财力集中起来惠民生、搞环保、促销费、建设基础设施、用于公共服务。否则，每年超过10万亿元的财政收入都会被充分地预算、花光，而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并未落实到位，激活财政存量资金迫在眉睫，而这恰恰就是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内容，把钱用在刀刃上应该算是“克强经济学”的内涵之一。　　当然，除了要盘活存量财政资金，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关键还得启动财税体制改革，强化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建立财政预算的约束机制和财政支出的监督机制，以及财政投入的问责追溯机制。只有这样才会抑制各级官员的盲目铺摊子和低效使用财政资金。　　其次，人们眼里所谓的“去杠杆”，实际上就是要减少中国经济对货币信贷的过度依赖，将空转在金融机构和循环在实体经济之外的资金引入实体经济，减少货币因素诱发的通胀隐患和畸形的价格炒作。“盘活货币存量”的出发点显然是好的，也是想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央行“不动大脑”的执行和宏观决策的“朝令夕改”让整个宏观决策很尴尬。最高决策层绝不希望看到一场所谓“可控的金融危机”，让短期利率飙升至30%，让股市断崖式下跌，让民众恐慌，因此央行应该深刻反思。让“钱荒”变成“心慌”，这不是“克强经济学”的内涵，而是执行层面“揣摩上意”的习惯性动作，在钱荒和热钱外流的背景下逆势收紧，引起市场预期的恐慌。就像一个“吸毒成瘾”的人，休克式疗法可能会不死即伤。　　最近十年中国央行倡导的“相机抉择”，由于缺乏独立性和前瞻性，使得货币政策经常滞后反应，导致实体经济大起大落，“4万亿”时期大肆放水，导致信贷井喷和今天的产能过剩，尤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步伐缓慢，加上货币传导机制不畅，导致很多政策信号被扭曲反应，比如乱象丛生的民间借贷盛行和影子银行都是由于巨额的信贷出现错配，真正需要钱的地方拿不到钱，拿到钱的再从“银行的影子”里高利放贷出去，而央行将其归咎为社会融资总量的泛滥，而没有反思是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和货币传导机制的不畅导致资金错配。记得在2011年10月份之后，中国的外汇占款连续几个月出现了净减少，当时笔者建议央行及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反对冲，为央行下一步操作腾出空间，2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太高了，一旦外汇占款再次增加，央行将非常被动，而且冻结这部分资金的成本也很高，不但要付息还会减缓货币流通速度，虽然中国的信贷占GDP的比重高达200%，但资金大都聚集在金融体系。再看今年的金融市场，简直是一场大戏，一季度流动性泛滥成灾，6.16万亿元的社会融资总量创了历史纪录，结果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罕见的“钱荒”。央行应该好好反思，不然“相机抉择”地跟班永远也没有独立性。　　最让人担心的是，现在很多人将“盘活货币存量”解释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实际这是一种歪解，这是货币加大杠杆的行为而非去杠杆。现在金融系统的问题是存量资金已被严重错配，资产质量存在严重隐患，如果不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不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将“有毒资产”贸然证券化，将风险全部转嫁给投资者，这既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道德的。况且信贷资产证券化会放大货币的实际需求和加速货币流转速度，并非将钱用在刀刃上的盘活存量。把银行的表内资产通过证券化转给投资者，短期看似乎是一条生路，但并非长效机制，反而在我看来将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未必能够剔除银行的麻烦，搞不好资产证券化会让银行经营更加冒险和激进，银行会更加热衷通道业务和资产证券化，而忽视贷款本身的风险和质量，毕竟信贷资产证券化后就不用银行自身来承担违约风险，激进冒险的经营会将金融机构快速推上死路，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最后，“从改革中释放红利”肯定是“克强经济学”的重要内涵和政治抱负。但在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利益盘根错杂的情况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启动全面改革阻力重重，只能一个一个地去攻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结构性改革”。当然这也是一种策略选择，改革往往欲速则不达，这需要给改革者一定的时间。　　当务之急，必须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想让实体经济转型成功，就必须疏通经济血管，让金融渠道顺畅，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要建立与时俱进的金融混业监管框架，需要从国务院的高度来全局考虑解决地方债务和高房价等深层次的矛盾，不能再让地方政府盲目借债扩张和大肆高价卖地，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要坚定不移，加大保障房的供给和棚户区改革的力度，给无房低收入者发放居住券来补贴租金，通过税收杠杆来增加房地产持有环节的成本，让空置房释放出来，把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化解清楚。否则很难提振人们对中国银行业的信心，这些年中国的银行在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陷得太深了，如果这两个领域的矛盾化解不好都会影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和生死存亡，但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的决心和主张来看，启动改革、化解矛盾的大方向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他们不会再继续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游戏，但是体制改革的难度很大，而且又不能再继续回避，否则权贵资本横行严重破坏市场规则，有时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反而成了阻碍改革的重要力量，如果再不大刀阔斧地改革这些难题，则很难释放改革中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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